雍正四年（1726）七月，雍正皇帝给全国督抚等级的封疆大吏发了一道上谕，议论他自己关于用人选官的理念。

  其间，田文镜、杨文乾、李卫和诺敏四人，被雍正建立为典范督抚，说他们“实心任事，整饬官民，不避嫌怨，遂不满世人之意”。意思是，这几个督抚能干事，肯干事，勇于动真碰硬，干得罪人的活儿，所以虽然口碑欠好，却是朕心目中的好官典型。

  而杨名时、查弼纳、张楷、魏廷珍等五个督抚则被点名批判，雍正责备他们“操行虽清而皆爱惜情面，将就求容悦于人，故表里之人皆称赞者甚多”。这几个人，被雍正定性为“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”、“同流混俗之乡愿”，表面上口碑载道，实际上对社会、对官场习尚的影响很坏。

  皇帝通报批判了，不论对错总该认了。这是为官者的根本常识。但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忍不了，他一向以圣人正人要求自己，无法违心肠供认自己是圣人正人所疾恶如仇的“乡愿”。所以，他给雍正写了个折子，向皇帝申述。

  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权力斗争中涉险上位的雍正，为人深重，为政苛猛。跟康熙相同，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术和用人之法，并屡次在上谕中表述自己的根本观念：

  有一句俗语，叫“康熙年间有清官，雍正年间无清官”。这句话必定把问题肯定化了，但不无道理，至少，它反映了两代帝王在引导官场习尚时所反映出来的悬殊情绪。

  我国的前史传统，皇帝用人是有层级的。依照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经典分类法，人能够被分为四类：“才德全尽”谓之“圣人”，“才德兼亡”谓之“愚人”，德胜于才谓之“正人”，才胜于德谓之“小人”。假如一起有这四种人应聘，那么皇帝的选用次序应该是：圣人、正人、愚人，终究才是小人。也便是说，宁要无才无德的愚人，不要才胜于德的小人。由于小人会挟才作恶，损害最大。

  司马光提出的这套用人规范，根本是古代帝王用人的钦定规范，但也不扫除一些破例。

  雍正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一条“宁用操行往常的能吏，不必沿袭误事的清官”的重才轻德的用人道路，与传统用人的规律大异其趣。在他看来，封疆大吏最上者，操行既好又能实心任事、不避嫌怨；其次则操行往常之辈；最下亦最可怨恨者，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。

  他历来对清官非常轻视。只需组织部门或当地督抚引荐一个人，凡是说到此人“为官清凉”之类的话，雍正都会先戴着有色眼镜责问一番：

  曾任广东学政的惠士奇，在官场上口碑很好，但雍正对他并不认可。雍正曾在一个官员的密折上留下朱批说：

  “向闻惠士奇声名着实好，今见其人甚往常，想必随波逐浪，处处奉迎，邀誉窃名之所造成的。此等欺世奸滑之行，不可法也。虚名虽盗，实祸随之，何益之有？”

  后来，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下场公然很欠好。只由于入对的时分，雍正对他心存不满，就被罚去担任构筑镇江城，后又被削籍归里。

  便是说，跟名声、口碑这些公议对着干！口碑好的官员，才能估量不咋滴；口碑欠好的官员，才能应该差不了。用雍正自己的话解说便是：

  “此等清官，无所取于民而仁慈者感之，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，故大众之贤不肖者皆称之；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，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；大臣之子弟、亲属犯规律姑容而不可参革，当地之强绅劣衿惹事，则宽待而不加束缚，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平和而望其久留；乃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，响马肆行而不能察，故自胥吏至于响马，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。及至业务废弛，朝廷访闻，加以斥责罢斥，而当地官民人等群然叹气，以为去一清凉上司，为之称屈，此则素日模棱悦众、违道干誉之所造成的也。”

  在他看来，那些实心任事、整饬当地的能吏，往往冒犯各阶层的利益，反而对立丛集，“或谤其严苛，或议其偏执，或讥其自豪”，成果却为言论所不容。

  这种心里成见逐渐开展，就会把用人规范简单化，将清官等同于乡愿，把酷吏当成能干事。

  皇帝的喜爱，很简单影响并刻画其时的官场习尚。如此下去，造成了雍正朝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。

  杨名时等人被雍正点名通报的时分，雍正其实并未发现他们存在什么具体问题，仅仅本着他“反听言论”的思想作出判别：

  现实上，雍正点杨名时的名的确很突兀。他此刻或许并无其他深意，仅仅觉得杨名时名望大，就随手拿他举个比如算了。

  杨名时生于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康熙三十年（1691）进士，到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擢升云南巡抚，现已60岁。宦海浮沉三十年，总算当上边省大吏。不过，这也极或许是他的宦途结尾，究竟年岁摆在那里了。

  没想到，雍正继位后，对杨名时较为喜爱，说他“历来居官任任声名甚好”，还勉励他莫移初志，不忘初心。雍正三年（1725）九月，杨名时居然提升兵部尚书，仍管云南巡抚事。同年十月，升任云贵总督，照常兼任云南巡抚。

  雍正四年（1726）七月，也便是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等人的同一个月，杨名时刚刚迎来终身宦途的巅峰，被录用为吏部尚书、云贵总督，兼云南巡抚。老来官场顺利，可见雍正待他不薄。

  杨名时是康熙朝名臣李光地的学生，一辈子以道学自励，此刻已为士人首领。康熙曾点评说：“杨名时实好官，不徒清官也。”

  或许是这个原因，雍正继位之初，需求借势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来协助本身安稳政局。名望很大的杨名时，被拣选中了，所以连连升官。

  在雍正点名通报杨名时之前两年，两人其实产生过一次龃龉。杨名时题奏时无意泄漏了密折密批，雍正对他的处分是，中止了杨名时密折奏事的权力。

  杨名时没有立马认错求情，而是比及好几个月后，才请时任云贵总督高其倬代呈了一个存候折。雍正对他不认错的情绪很不爽，但终究没拿他怎样，反而自己很憋屈地暗示高其倬从中转圜，密谕高其倬说：

  “杨名时是一好巡抚。但前者不许奏折，求也不求，不免自恃沽名，朕所以着他尴尬，亦自取之也。朕无怪他意。”

  依照两人联系的开展，后来即使雍正点了杨名时的名，杨名时向其他人相同默不作声的话，或许就不会产生这么多事了。

  被雍正点名“清官巧宦”“流俗乡愿”，平生最恨乡愿、以道学相砥砺的杨名时，偏偏咽不下这口气。

  两个月后，杨名时决定给皇帝写一个折子，为自己申辩。而雍正看到折子后，气炸了。

  杨名时的折子尽说些圣贤最恶乡愿、我要立志改正不负皇上怒斥之类的话，但雍正一眼就洞穿了他的满腹牢骚和冲突心思。并且，雍正还看出杨名时节外生枝，居然借圣贤之口，拐弯抹角降低雍正刚刚建立的四个督抚典范。这无疑愈加坐实了雍正此前对清官的观念：

  所谓清官，不过是一帮沽名钓誉之徒。你什么都能够拿走他们的，但一拿走他们的名声，就跟要了他们的老命相同。

  雍正对杨名时的讨厌之情由此而生。他怒斥杨名时说，朕说你两句，你听着便是，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不在此舞口舌、弄讥讽，徒自取轻于朕耳”！

  雍正有他的英明之处，但也有全部帝王的缺陷。最杰出的一个，便是臣下必需求时间服输，诚心悔过，不得在皇帝面前耍机锋、抖聪明。任何一个时间里，都要给予皇帝最高的威望，不论是政治的，仍是学术的。哪怕你是“有名人物，汉人首领”（指杨名时），也不能破例。

  也是活该杨名时要出事。就在抗辩“乡愿”一事不久后，他又犯了一次走漏密折的过错。

  雍正朝正式立下的密折密谕准则，是雍正用人的一个特别手法。封疆大吏不时地将当地各级官吏操控的得失，隐秘上奏给皇帝，雍正把递上的奏折批答后下达给奏事者自己。这样，皇帝及时了解了当地军、政、财等业务，特别在选用、选拔和调转官员以及对他们的奖惩方面都充沛沟通了状况，终究亲身酌情判决。

  督抚大员凡有要事，经过密折取得皇帝的大约定见后，再揭露提出来，就能依从圣意，取得经过的概率会大得多。而皇帝则经过密折准则，在全国各地安插了很多双“眼睛”，藉此牢牢地操控了当地的操控组织。

  这个准则的明显特点是“密”，只要奏事者和皇帝两人知道。雍正经常在朱批终究加上“密之”两字，更表现了它的机密性。由此，也引导官员间彼此打小报告，这样皇帝能够更好地抓住官员们的凭据。

  杨名时无视帝国的保密准则，再三走漏密折。这一次，雍正可不会对他大度客气了。

  雍正指出了杨名时泄密的两大存心：一是让各位理解密折引荐官吏，把他人升官的劳绩揽到自己头上；二是成心走漏皇帝旨意，给六部施压，这样他奏请的事就能容易经过。

  接着把杨名时骂得狗血淋头，说他“怙恶不悛，大奸大诈，全无人臣之体，甚属憎恶”。

  走上宦途巅峰仅仅三个月后，雍正四年（1726）十月，被雍正视为“天下第一良臣”的鄂尔泰替代杨名时为云贵总督。

  翌年二月，湖南布政使朱纲升任云南巡抚的录用正式对外发布。十月，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和钦差刑部侍郎黄炳开端在云南昆明会审。

  一个多月后，朱纲好不简单总算审出了“重大进展”：杨名时曾收受犯了贪婪、亏空罪的原顺宁知府范溥的礼物——四批缎子，以及一对重十两的金杯。

  “若不先治其假誉，返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。……此辈假道学，实系真光棍，诚为名教罪人，国家蛊毒，若不歼其渠魁，恶习万不能革。但此品种，若不治其名而治其身，反遂伊之愿也。”

  意思很明显，针对杨名时这样的人，不批倒搞臭他，只从肉体上消除他，是含义不大的，反而会滋长他的名望。

  雍正始终以为，搞倒杨名时并不真的是要弄死他，而是要撕破这样一个士人首领的“假道学”假装，给全国科甲身世的士人一个深入的经验。

  有必要供认，雍正的政治手腕很毒辣，也很高超。他继位后，政权不稳是现实，所以逐渐推进冲击异己。到雍正四年今后，与他争权的其他康熙皇子，助他夺权的年羹尧、隆科多，这些最风险的政敌都被他处理掉了。他才开端将注意力转向科甲朋党对皇权的要挟。

  雍正对科举身世的士大夫历来难言好感。他以为，依托科举而生的同年、门生故旧之间彼此包庇容隐的科甲陋俗，是朋党习气的一种方式，是需求大力整饬的前朝积弊。在他眼里，这些人“徇私结党，彼此排陷，必至挠乱国政”，要挟皇权安定。

  因而，雍正朝得到重用的大臣，绝少科举身世。他最器重的田文镜、鄂尔泰、李卫，都不是科举身世。

  杨名时“中招”，或许是他在不恰当的时分撞到了“枪口”，刚好能够被拎出来作为反面典型。而此前优待杨名时，给他不断提升，或许仅仅雍正的一种缓兵之策。

  可是，杨名时的节气砥砺不是吹的。什么罪责他都能够揽下来，便是触及他道德品质的罪名，他一概不认，死都不认。

  雍正终究是作出了退让，让杨名时先拿出三千两银子清结案子，再作处置。他知道杨名时是清官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

  所以，终雍正一朝，杨名时一向“待罪”云南，未被降旨处死，由于他还在凑银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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